[79]但是，罗尔斯关于原创状态所设定的条件，在宾默尔看来是非常契合贝叶斯决策理论所适用的应用场景的，因此挑战正统的理性选择理论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从卢曼著作的演变史看，沟通的概念被作为卢曼理论的基础概念而系统阐述，基本上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此种分类有其便利之处，也有其合理性，但并非绝对。

其缺陷则是忽略了法律系统乃是多元的统一(der Einheit einer Vielfalt)，在其内部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不一致性和矛盾性[7]21。法教义学研究总是与法律规范的司法适用联系在一起，强调的是司法裁判的同案同判，而法理学则往往突破法律适用过程的限制，更强调从抽象和整体的角度讨论法律与道德的关系等问题。[7]165卢曼后期作品做了许多全新和有益的尝试。信息只有在被通知时才出现，无通知则无信息。所以，在沟通中，通知指向了自我指涉，而信息则指向了外部指涉。

也就是说，对系统理论来说，首要的区分当然是系统/环境的区分，但系统理论又不仅仅是系统/环境的区分，而是一整套的概念装备，而这些概念装备无一例外都是以区分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它是理论性的，因为它比司法个案裁判要更加强调同案同判原则，并且注重用各种科学的方法提炼作为同案同判基础的各种法律概念、准则、理论和体系观[10]。当今时代是一个迅速变化的时代，一个人、一个党、一个民族如果不能因应时代变化而变革，就会被历史所淘汰。

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已经明确党内法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法治是底线，德治是理想。16.  [德] 伯恩·魏德士：《法理学》，丁晓春、吴越译，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领导党是中国共产党的本质，领导党的本质使得共产党能够长期、唯一执政。

在现实的政治中，党与人民之间有可能不够紧密、产生偏离，党的事业和人民利益就会遭受丧失。[2]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法治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根本性、全局性、长期性的制度保障，是实现个人自由、人民幸福、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的工具。只有那些才智高超的人，才会渴望自由可谓说出了消极自由权的核心。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有这样的远见卓识取决于两个判断：首先，实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必须走法治道路。1949年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社会主义国家既不同于旧中国家族型统治的君主制，也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多头政体，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国家。

党是阶级的先进部队，是阶级的领导者和组织者，绝不能把作为工人阶级先进部队的党同整个阶级混淆起来。如何从法律层面保证这种偏离不会产生或者少发生、保证党的领导与人民主体地位相统一就是党导法规的任务。德治与法治的关系类似于治病，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治理就是预防社会生病和治疗社会之病。从功能上看，领导党既领导执政党又监督执政党，监督是为了更好地领导，在国家政权中执政的党员代表们必须接受党委领导。

党员毫无疑问也适用国法，但这个时候是以公职人员身份适用，而不是以党员的身份适用。从某种意义上说，尽管自由权有助于保障每一个人免于暴政，但在许多时候，尤其是在已经解决暴政问题的社会，自由权容易成为强者要求作为最强者的政府给予其发挥才能的权利。

《中国共产党章程》中明确宣称中国共产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因此，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地位决定了中国的法治结构是党规与国法并行的二元法治。

治理国家、治理社会必须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既重视发挥法律的规范作用，又重视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实现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赋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之后，党章就成为最基本的党内法规，由此，宪法与党章并存的二元宪治体制就形成了党内法规、党导法规和国家法律三法一体的结构。共产党对人民的领导是伯恩斯所说的变革型领导：领导是一种领导者与追随者的关系，领导者与追随者以互相提升的动机和道德水平而彼此结合，为了共同追求的价值去行动。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同时因为中国共产党是自我革命的党，所以中国共产党就能始终成为领导党，实现长期领导，国家长治久安。作为领导党，中国共产党不仅仅要通过党的系统去监督执政的党员干部，而且要领导人民群众（包括民主党派、无党派和人民团体等等）去监督执政的党员干部，因此，领导党可以并且必须监督执政党。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法律和道德都具有规范社会行为、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资本主义制度倡导管得越少的政府是好政府，政府仅仅是一个保护性机构，其核心功能是提供保持和平和社会秩序的框架，使公民能够按照自认为最好的设想安排其生活。

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总纲第一条第二款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法治当中有政治，没有脱离政治的法治。

1921年《中国共产党纲领》明确中国共产党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并承认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领导无产阶级推翻资本家阶级政权。15.  张恒山：《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执政辨析》，《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

仅仅将中国共产党定位为执政党降低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利于中国共产党对执政党员进行领导和监督，从而实现长期执政。党的执政是指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代表们通过合法途径进入国家权力机关、掌握国家政权、从事对整个国家公共事务的管理活动。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政治应该为整个共同体利益行事，但实际上统治者可能为自身利益行事，所以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和共和政体可能沦为僭主政体、寡头政体和平民政体。如果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制定国家法律之后必须严格在国家法律范围内活动，中国共产党就不可能始终成为领导党和自我革命党，因为国家法律是稳定的保守的体系。

也就是说，党员有两个身份，他既是党员又是公民，所以对党员同时适用国家法律和一般党内法规。第四，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党在党内法规之下。

基于多值逻辑的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是改良式的，社会治理的目标是改善人性：抑恶扬善。没有党规党法，国法就很难保障。

《共产党宣言》和《哥达纲领批判》明确了马克思主义政党自始至终是革命党，首要目的是使无产阶级成为领导阶级，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社会主义政权。中国共产党应该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依据国家法律治国理政、依据党导法规领导国家和人民。

将党内法规从国家法律体系中独立出来是因为党内法规有不同于国家法律的特点：由于中国共产党是先锋队，是领导党，所以党内法规比国家法律具有更高的道德性，比国家法律要求更严。事实上，以党内法规之名的党内法规不仅仅规范党员和党组织，而且涉及其他非党主体，最典型的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涉及到民主党派、无党派、工商联等等。列宁认为，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无产阶级的觉悟部分。确定性是法治的基本价值，当今社会飞速发展、日新月异也是法律人必须面对的问题，否则法律人可能会成为社会进步的公敌。

第四是陈述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已经结成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参加的爱国者的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2017年6月中共中央印发的《关于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意见》明确完善以1+4为基本框架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即在党章之下分为党的组织法规制度、党的领导法规制度、党的自身建设法规制度、党的监督保障法规制度4大板块。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是由一个一个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来体现，而非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这一点与西方国家通过竞选上台的执政党相同。正如《中国共产党章程》开篇所言：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19.  [美]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著：《领导学》，常健、孙海云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17.  [美]昂格尔：《现代社会中的法律》，吴玉章、周汉华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